本报记者  李博  千里

        认识康健还是2003年家里装修房子的时候。那时，康健在司马小区附近开了一家油漆专卖店。买油漆的时候，认识了这个二十出头、刚成家的小伙子。开始，以为他是店里的营业员，决定购买时才知道他就是店老板，而且开店已经五年多了，由此，不禁对他刮目相看。
       前几天，康健突然来访，说他想买一款能看电视直播的手机，方便他随时收看奥运节目，希望能帮他从网上选一款。看到记者正在写有关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文章，康健有些激动。他说虽然他是“80后”，但从他身上也能深深感觉到这些年来社会的巨大变化。直到这时，记者才知道这个穿着时尚、喜欢骑赛车的酷小伙竟然是个地地道道的“山里娃”，而且他与手机之间还有一段不解的“情缘”。
       1981年，康健出生于韩城市独泉乡靠近黄河岸边一个偏远的小山村。康健是家里的独生子，父母希望他好好上学，将来考上大学跳出农门。1994年，康健初中毕业后，却再也不愿意上学。他说尽管学习成绩还可以，但由于他家太偏远，从家里走到可以通车的公路，要步行十几公里山路，无论刮风下雨，每个星期都要步行上下学，他实在是走“怕”了。也就从那时起，他发誓一定要走出大山。
       1994年8月，刚刚辍学的康健来到县城打工。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，他先到一家汽车修理厂当学徒工。那时，韩城的小汽车还不多，修理的都是拉煤的大货车，一天下来全身油污，又累又脏。两个月以后，康健认识了一位在油漆店做业务员的朋友。后来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他也到油漆店做起了业务员。康健说，那时城里人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，虽然当时买新房的人还不是很多，但很多家庭都开始刷房子，他们的生意还不错。当时，老板每个月给他们三百元的底薪，再加上业务提成，到1995年年底时，康健每个月能挣到七、八百元。
       随着业务量的逐渐加大，康健越来越忙，所以回家的次数也越来越少。那时，通讯不方便，就算在城里装电话的人也不多。有一次他大约有半年多没回家了，母亲放心不下，便进城看他。谁知母亲还没到城里，就下起鹅毛大雪。由于很少进城，母亲一时迷了方向，等找到他们店时已到了下午5点多。不巧的是正赶上他出去送货。因为没办法联系，到晚上七点多他送货回来时，一整天滴水未进的母亲正在店门口眼巴巴的等着他，看着寒风中瑟瑟发抖的母亲，康健的心都碎了。他决定要给家里装部电话，以便经常给家里打个电话报报平安。
       第二天一早，康健和母亲到电信局咨询后得知，像他家那么偏远的地方无法安装电话。当时，城里已有人开始用传呼机。当时一部数字传呼机要六、七百元。康健想买可一直舍不得。这次为了父母，他咬咬牙，花650元买了一部摩托罗拉数字传呼机。他说那是他从小到大花的最多的一笔钱。尽管母亲也心疼不已，最终还是默默地支持了他。
        传呼机不仅方便了他和父母的联系，还带来不少生意。有了传呼机，再加上生意越来越好，康健又给自己印制了名片。1997年年初，康健每个月工资加上提成，平均已拿到1500多元。在当时这可是很多人羡慕的高工资。这时，康健也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手机———又大又沉、功能单一的“大哥大”。这部手机是康健的老板花了近一万元买的，用了大约一年时间，因为康健干得比较出色，老板就将手机以3000元价格卖给了康健。当时，韩城用手机的人还寥寥无几，当康健把大块头手机拎在手里、走在街上，心中充满了骄傲与自豪。也正是这部手机，给他带来了一段浪漫的姻缘。